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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外交”的逻辑与中国外交智慧

来源:2021-08-19 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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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储昭根(浙江理工大学特聘教授,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中美“乒乓外交”推动了中美关系的破冰。“小球”之所以推动“大球”,与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强、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支独立政治力量的崛起有关,其背后更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老一辈领导人的运筹帷幄及卓越的外交智慧。“乒乓外交”深刻说明,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可促国之信。我们应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从两国人民福祉出发,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坚持有效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新回到可预期、建设性的轨道,以造福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50年前,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等中美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从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出发,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和政治魄力,作出了重新开启两国交往大门的战略决策,推动实施了中美“乒乓外交”,推动了中美关系的破冰。这段被誉为“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以两国人文交流为契机,不仅推动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加速了新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更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世界格局。

  中美“乒乓外交”的蝴蝶效应

  1971年4月4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美国国家队选手格林·科恩在前往比赛场馆的途中误上了中国国家队的大巴车,中国国家队队员、世界冠军庄则栋与其友好地“历史性互动”并互赠礼品,成为中美“乒乓外交”的起步。进而,毛泽东主席果断作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重大决断,这一被外界称为“乒乓外交”的举动震惊了寰宇。其后一系列令世人眼花缭乱的中美往来,进一步引发了外交角力场的海啸,不经意地开启了影响世界的大变局。

  “乒乓外交”推动了中美和解及关系正常化进程。在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1971年4月10日至17日,参加第31届世乒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访问中国的美国客人。“乒乓外交”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来人员交往相互隔绝的局面,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更为重要的是,“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邦交正常化的进程。在当时冷战时期难以想像的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外交关系,也因“乒乓外交”而得以逐步修成正果。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于2月28日在上海签署第一个《联合公报》,翌年5月两国政府互设代表处,“乒乓外交”使隔绝20多年的中美关系的坚冰开始融化,中美和解随后取得历史性突破并最终在1979年1月1日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开启了延续至今的“中美关系”,并已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乒乓外交”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外部环境。中美关系的戏剧性变化,直接加快了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来华。中国正在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安排工作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随后便发生了。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更为关键的是,我们未派一人,未花一分钱,一大批第三世界的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对此,基辛格认为:“我们打开同北京的关系,对于联合国辩论的结果起了决定作用。”①不可否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对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起了重要作用。1971年7月15日,中美同时公布基辛格访华公告后,一些以前跟着美国跑或迫于美国压力而不承认中国的国家也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曾拒绝附和在联大的“双重代表权”,正是基辛格访华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问中国这一行动有力地促进了恢复中国代表权斗争的胜利。而基辛格对中国第二次访问,对联合国大会此时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激烈辩论和表决结果产生了很大影响及必不可少的额外推动力。基辛格在北京观光的照片立马公开出现在纽约报纸的头版上。此时的访问,作为一种无声语言,宣布美国支持中国,并暗示各国应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

  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让中国的外交舞台迅速扩大到了全世界,由此开创了对外工作的新局面。当国民党集团被逐出联合国后,台湾当局一夜之间成为国际孤儿,立即有20多个国家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与中国建交的热潮,世界之门由此向中国敞开。“乒乓外交”开启后不到一年时间,中国先后与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英国、联邦德国等38个国家建立或恢复了至少大使级外交关系,不仅—大批亚非拉国家,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也同中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40多个原受美国影响或控制的国家也蜂拥与中国建交。在实现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同时,中国对外经济联系也有所加强,对外贸易明显增长。

  “乒乓外交”所引发的蝴蝶效应,让中国外交取得前所未有、突破性大发展,其历史意义深远。它不仅扭转了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中生存的被动局面,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还让中日邦交迅速得以恢复,结束了同西方发达国家隔绝的状态,从而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提升了在国际关系中的大国地位,为日后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前提,为新时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奠定了重要基础。

  “乒乓外交”创造了“小球推动大球”的传奇。50年前,小小银球拉开了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历史序幕;50年后的今天,当年那次改变世界格局的大外交所产生的历史性影响,仍然是巨大而深远的。中美关系解冻及随后中美关系正常化,是这个时期影响最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有效遏制了苏联的世界扩张战略,改变了东西方阵营力量对比;打破了原有的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格局,导致二战后支配世界舞台1/4世纪之久的两极对抗结构向多极均衡发展转变,形成了国际战略力量美、苏、中“大三角”的局面,为中国赢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此之后,中国多了一张牵制苏联的“美国牌”,美国也多了一张牵制苏联的“中国牌”。而被双重夹击的苏联,历经了柏林围墙倒塌以及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多米诺骨牌式的瓦解,最后不得不在1991年以轰然解体而告终。

  1972年2月21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寓所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尼克松总统,当双方起身结束谈话时,尼克松总统握着毛泽东主席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②没想到,一语成谶!正是50年前的“乒乓外交”成功戏剧性地实现了“小球推动大球”,重塑了世界的政治版图,其后续效应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今天的世界。

  “乒乓外交”是偶然中的必然

  “小球”之所以能推动“大球”,在极为偶然的事件背后,贯穿或隐含着必然性,一定有必然的逻辑存在。通常对中美走近的解释有面临共同威胁、国内政治需要及地缘政治考量等,其实,中国作为公认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共同威胁的确立。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战后初期一枝独秀的美国,在50—6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相对缓慢,经济地位严重下降。日本和西欧不仅在发展速度上反超美国,与美国实力差距日益缩小,且离心倾向也日趋加强,标志性事件就是法国退出北约。再加上美国到处侵略扩张,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因而动摇。久拖不决的越南战争更让美国的国力和威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在美苏争霸和对抗中,苏联力量却相对上升。不光苏联工业总产值与美国的差距逐渐缩小,60年代末苏联在战略核武器方面也逐渐赶了上来,并在反弹道导弹系统方面走在了美国的前面,美苏常规武器上也势均力敌。苏联经济实力的增长、军事力量的膨胀和争霸势头的发展,及趁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之机,竭力推行对外扩张的霸权主义,使美苏两霸的对峙态势,已由美攻苏守开始转化为苏攻美守。

  在被迫进行战略收缩大背景下,美国政府不得不在对华关系中减少意识形态的影响,以改善对华关系为契机,借力打力,集中精力对付最主要的对手苏联,实现大国战略平衡,以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及霸权。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苏联侵略的极大威胁。中苏之间意识形态分歧加剧,特别是苏联党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使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并逐步激化。1966年3月以后,苏联在漫长的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威胁中国。以1969年苏军先后两次在中国珍宝岛和铁列克提地区挑起武装冲突为标志,中苏从公开辩论进而发展到兵戎相见,乃至互为“主要敌人”。为了有效防范日趋增大的苏联军事压力和威胁,中国同样需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改变与美国长期对抗的政策。面对苏联加速对外扩张、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中美两国都认为最大、最紧迫的威胁来自苏联,双方都需要借助彼此的力量来对付苏联的威胁与扩张,中美在安全上共同利益不断扩大。为共同应对和制衡苏联的安全挑战,中美两国相互靠拢,并进而形成一种“权宜联盟”。

  国内政治的需要。外交政策虽然是一国对外的政策,但内政是决定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的最重要因素。外交其实反映的是这个国家对外部环境的要求和为实现这些要求所做的努力。首先,美国“孤立中国”政策的失败及美国知识界、舆论界对美国战后全球战略和外交政策反思的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遏制和孤立政策,中国问题成为禁区。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新中国将长久存在并发展下去已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美国再继续推行遏制和孤立政策已面临日益严重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开始涌动一股重新审议对华政策的思潮。1959年9月《康伦报告》发表;1962年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主持的研究项目出版了一套8本总题目为《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的丛书;1964年,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发表《旧神话与新现实》的著名演讲,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应注入灵活成分;1966年3月8日至30日,富布赖特又连续主持了12次有关中国问题的听证会,邀请了14位德高望重的“中国通”到场作证,他们从各个方面批评了美国1949年以来推行的对华“遏制并孤立”的僵硬政策,指出孤立中国的政策业已失败。另外,《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有全国影响的报纸在1959—1969年间不断发表主张松动对华关系的文章和社论,历史“修正学派”和“新左派”思潮崛起。美国知识界、舆论界兴起了对美国战后全球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反思,特别是随着反对越战的群众运动的发展,让对华政策转变日益成为广大公众的呼声。这使得到1969年尼克松就任总统时,美国国内从“精英舆论”到“公众舆论”的转变,经过近十年的酝酿,气氛已有很大变化,转变对华政策已是呼之欲出。

  其次,美国迫切需要摆脱越战困境。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让美国国内矛盾激化,引发了经济恶化、社会动乱及蓬勃兴起的反战运动。为了尽早摆脱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国内形势,美国必须设法调整、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寻求中国帮助并劝说越南停战,进而平息国内的反战声浪,摆脱越战困境。

  最后,为美国寻找商品和投资市场。从独立战争起,美国外交一直关心市场开放。在美国本土之外,“美国没有任何领土野心,但是它非常希望拥有与全世界的开放商业关系”③。美国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1946年)随即迫使国民党政府与之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通过该条约美国打开了中国的全部门户,进而垄断了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大市场。不过,好景不长,美国扶持的国民党在中国内战中败退台湾。美国人“丢失了中国”,更让美国失掉了中国市场。因此,1970年前后中美关系解冻的经济动因,就是与日本、欧洲激烈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美国,需要打开中国内地的市场。当然,对于中国而言,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也具有深刻的国内政治意义。中国的这一转变与当时“左”的意识形态严重背离,符合其外交回归理性、务实和整顿国内政治乱局的需求,且是此后一系列国内政策转变的先导。由此导致中美贸易额激增,而由中美贸易发展带动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新局面的开拓,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地缘政治的效应。在美苏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均十分看重中国的地缘战略地位,中国一直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亚太扩张战略的焦点及核心地区。中国与美、苏两极格局之一——苏联直接接壤,又与美国控制下的日本、韩国隔海相望。中国的地缘政治归属,直接关系美、苏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力量的对抗与消长,必然成为影响苏、美争夺亚太地区霸权的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在美国眼中,控制中国特別是中国台湾,是实施控制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战略,对抗苏联在亚太扩张,构筑一条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新月形防线”不可或缺的一环。可以说,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包围、朝鲜战争的发生、台湾问题的形成以及越南战争的爆发,一切都是地缘政治惹的祸,即是美国推行其地缘战略构想的实际步骤。

  同样,在苏联看来,控制中国、将中国纳入其全球战略的轨道,既可稳定南部边境,又可增加苏联在亚太地区抗衡美国的战略砝码,遏制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势力扩张。因此,中国地缘政治关系异常复杂敏感。稍有不慎,便可能遭遇超级大国两面挤压的巨大威胁。同时,自从冷战开始以来,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对美国和苏联冷战对抗的态势影响如此具有颠覆性。中国战略动向及选择又给世界格局带来根本性改变。因此,从地缘政治视角,中美关系解冻,可以有效避免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中国翻版,防止中国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为美国从越南撤军奠定了最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意味着,在苏联周边又设置了一道遏制苏联的新“铁闸”。

  政治决策者因素。外交政策的制定,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国际体系因素和国内政治因素同时发挥作用、双层竞合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政治领导人会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最终内容与形态产生重大甚至决定性影响。

  在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中,毛泽东作为核心人物,侧重于战略规划,周恩来则侧重于具体指挥和实际操作。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所发生的对中国缓慢解冻的过程和气氛的变化,在中国并没有相应的出现。不过,1970年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表示愿意与尼克松谈话。他还表示,“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④。而且,这一讲话精神当时异乎寻常地在中国层层传达,也可以算是中美关系解冻前的一种舆论准备。在中国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除了毛泽东之外,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的权威,作出这样大的政策转变而不被怀疑批判为“右倾”。斯诺在回顾此段历史时说,中美关系解冻的实际决策者正是毛泽东本人;他还说:“在同尼克松总统谈判时,十之八九是周恩来做最根本的工作,在幕后同毛密切配合。但是最后的决定全是毛做的。”⑤而尼克松总统在回忆1972年中国之行时指出,周恩来有四件事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就是:他的精力、准备、谈判技巧和在压力下的沉着。他还强调,“1972年的《上海公报》以正式的形式肯定了外交突破。个人和形势对此外交突破都起了作用。周恩来就是应该首先受到高度称颂的一个人”⑥。

  在美国,尼克松总统对使冷战转型及缓和中美关系的战略决心是美国推动中美关系解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随着尼克松对基辛格的授权与信任,基辛格的地位不断攀升,日趋显赫,基辛格在贯彻尼克松战略意图层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同样,基辛格的纵横捭阖加强了尼克松对外交权力的掌控,提高了总统自身战略意图转化为外交决策的效率。基辛格作为崇尚“势力平衡”外交哲学的哈佛政治学者,有着强烈实践自己战略理念的主观意识。同时,其现实主义理念促使他极力推动尼克松政府实行亚洲的冷战战略转型。而且,他作为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独立倾向、缜密的思辨习惯、探讨多种可能性的行为特征,这使得他有效地排除了短视的意识形态主导的外交及国内政治和官僚机构对尼克松政府对华战略调整的牵制。同时,基辛格倾向于战略思考,将国家的对外战略纳入对长期目标的追求,将国家的外交运作导向实力关系构建和政治利益交易,并能够在突破高层沟通瓶颈方面勇于寻求多种渠道。

  中国作为独立国际政治力量的崛起。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一直没有放松对中国的包围封锁。美国在政治上对中国实行遏制和孤立政策;在经济上实行全方位的封锁与禁运;在军事上实行军事包围与武装威胁。中国也始终保持同美国的敌视对立。但是,中国在困境中保持稳步发展,而且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美国政府也开始意识到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战略意义。

  面对美国对新中国的“遏制孤立”政策,新中国没有屈服,实行“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同愿在平等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开展交往。中国的呼声得到了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响应,在较短时间内,有26个国家相继对新中国表示了外交承认,新中国迎来了第一次建交高潮。在朝鲜战场上,中国给美国以沉重打击,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粉碎了它妄图吞并朝鲜、侵占中国的梦想。抗美援朝对新中国来说是一场立国之战,打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尊严及安全。随后,新中国提出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亚非会议等国际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美国的一些重要盟友也纷纷放松了对中国的“禁运”,美国的“禁运”政策逐步宣告破产。

  不过,从苏共二十大(1956年)起,中苏关系日益恶化,最终导致双边关系的破裂。中国敏感地抵制了苏联把中国外交纳入其全球战略轨道的一切可能,与苏联的大国主义、霸权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不是听莫斯科支配的“小兄弟”。在此后十年间,中国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中国北部有苏联陈兵百万的战争威胁,东南部在台湾的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西南有印度发动的挑衅,南部有美国扩大侵越战争。此时中国既反美又反苏,加上周边局势全面恶化,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面对极其艰难的处境,中国打赢了中印边界反击战,成功保卫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仅如此,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67年,中国氢弹试验获得成功。1969年,中国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中国原子弹所形成的“政治冲击波”要远远大于其“TNT”的物理当量,大大增强了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事实。

  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也有所扩大。中国大力支持印度支那三国、古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不结盟运动;中国与一批亚、非民族独立国家普遍建立了外交关系;1964年1月与第一个西方大国——法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通过大使级会谈与美国建立了接触渠道。而且,随着众多的新独立国家参加联合国,联合国大会一年一度有关中国席位问题的讨论和表决票数的对比越来越不利于美国,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所有这一切,其实在1959年的《康伦报告》中便有明确判断: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执政地位不但得到巩固,而且在其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得到迅速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但将长久存在下去,而且在20世纪后期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主要强国。中国发展肯定不平衡,但它可能是世界上工业革命最迅速的国家之一。因此,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崛起,这成为美国决策者们不得不考虑且无法回避的新现实。

  “乒乓外交”背后的中国外交智慧

  “乒乓外交”之所以“不经意”间能打破两国历时20多年的坚冰,开启影响世界的大变局,其原因,正如前面分析,“乒乓外交”只是引发世界大变局的“杠杆”,中国作为独立国际政治力量的崛起则是引发世界性变局的“支点”,而最终能以“小球转动大球”,推动世界发生变局的则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等中美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在中国,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是这一重大历史转变的主要推动力量,两位领导人从这一偶然事件中敏锐地抓住了历史机缘,审时度势、当机立断,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使得世界之门为中国敞开,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乱局中开拓新局。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是新中国国家安全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当时中国面临四面受敌的外部环境。中国迫切需要改变在“文革”中因极端过激政策而导致的四面出击、腹背受敌的对外困境,摆脱“反帝反修(反美反苏)”两线作战、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的危局。

  1969年3月,珍宝岛的枪声触动了毛泽东。在苏联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形势下,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4位老帅研究中国对苏对美的战略取向等国际形势及战略问题,并特别指示由周恩来直接来抓。同年7月11日,4位老帅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报告送交周恩来。在报告中,4位老帅作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中国战略上可利用美苏矛盾、联美抗苏的精辟论断,同时勾划出当时正在形成并在以后延续多年的国际战略格局。基于这一判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综观风云,着眼全球,权衡利弊,敏锐地把握住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在慎重考虑的基础上,果断作出了与美国改善关系、联美抗苏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

  在四面环敌、国际环境最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中国领导人能够厘清方向,稳守阵脚,以最大的耐心和最顽强的决心以及高超的斗争智慧一一应对。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走出了改善中国处境的重要一步。中美关系得以缓和,中国开始摆脱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的局面,化危为机,同时中美关系的改善也带动了中国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发展,并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能够站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国家安全的立场上,审时度势,适时调整国际战略,改变当时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形成了国际战略力量“大三角”的局面,从而有效地维护了中国国家安全、主权及尊严,开启了中国与世界接轨进程的伟大转折。

  等待及把握时机。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两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处于相互敌视及对抗状态,但是毛泽东却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战略远见,“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⑦。

  对于美国政府“遏制孤立”政策,毛泽东的侧重是以斗争求缓和。1955年5月底,在与印尼总理阿米佐约探讨即将到来的中美谈判时,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1957年1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1958年6月与20余位驻外大使会谈等多个场合,毛泽东多次都表露出尽管美国现阶段“不承认”新中国,但是,“总有一天,美国是要与中国建交”的乐观前景。1959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会见了美国朋友斯特朗和黑人杜波依斯夫妇,当他谈及每年畅游长江时,提出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还想看看艾森豪威尔打高尔夫球,发出想同美国接触第一个信号。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指出:“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中共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关于“中美建立友好关系”的表述,无疑是新中国向世界、向美国发出的明确和平信号。1956年9月30日,与到访的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谈时,毛泽东说将对付美国人的办法总结为“坚决斗争”和“不要着急”这两条。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谈及中美关系时说:“总有一天中美关系会正常化的。”⑧1967年10月,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在《外交事务》发表文章表示:“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毛泽东认为这一动向值得注意。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表示:“在经历了一个对抗的时代之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谈判的时代。”毛泽东就此评论说:“从1949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的滋味。”⑨

  当美国政府转向“遏制接触”政策时,毛泽东则是侧重以我为主、等待时机的办法来应对。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接见美国记者斯诺夫妇,并且特意和他们站在一起检阅游行队伍。这是毛泽东向尼克松公开放出“试探气球”。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再次与斯诺长谈时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公开向尼克松伸出了橄揽枝。经过两年时间的反复观察和小心试探,到1971年初,中美关系已到了坚冰即将打破的时刻。

  如何采取适当的措施突破微妙的僵局,成为中美关系走向下一步的关键。这关键一步,就是第31届世乒赛及随后的“乒乓外交”。1971年春,日本乒协主席后藤钾二亲自访华、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参赛。当时,中央和国家体委不赞成派队参赛的人占多数,他们认为,有情报显示境外敌对势力正准备破坏中国队参赛。3月14日晚,在关于是否参赛问题的汇报会上,周恩来总理从大局出发,力排众议,当机立断地决定不但应该参赛,而且不应以苛刻条件回复日方代表,即在会谈纪要中坚持加进“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等对方一时难以接受的宣传口号,为此周恩来还专门写信报告毛泽东并得到其同意。同时,让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时隔6年后得以参加世界大赛,也是“乒乓外交”得以开局的前提。世乒赛前,周恩来总理多次亲临练习场,与乒乓健儿促膝谈心,一再强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拿不拿冠军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通过比赛多交朋友,传播友谊”。比赛期间,美国乒乓球队提出赛后到中国访问的愿望。从中国外交部、国家体委到周恩来总理均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提出拟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建议。对此,毛泽东主席考虑了三天,最后关头,他由不同意改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毛泽东以其巨人般的慧眼和魄力,立即捕捉到这一看似平常而实际上却又稍纵即逝的历史瞬间,高瞻远瞩地作出了震撼性决策。

  自我否定与突破的勇气。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两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处于敌对和隔绝状态,美国被视为“帝国主义”,国内仇恨美帝国主义的民族情绪十分强烈。中国领导人在报告中公开表述: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共同敌人。1969年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指出,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反华、反共、反人民、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进行侵略战争方面,他们互相配合,狼狈为奸”,宣传中一个标志口号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也就是说,革命具有巨大的惯性。固有的思维定势、工作惯性和路径依赖是很难打破的,这也是经过历史、时间反复证明的。在这种惯性思维和工作惯性下,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因此,在中国“文革”正在进行中、极“左”思潮泛滥的政治气氛下,与当时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搞缓和有着意识形态和历史积淀的民族对立情绪的双重障碍,显然是一件无法想像的事。

  正因为如此,摆脱惯性思维,具有打破陈规的勇气,是毛泽东战略谋划成功的根本所在。毛泽东指示4位老帅研究国际问题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毛泽东当时就特别吩咐他们研究的时候思想不要被框住,不要受刚刚结束的中共九大结论的约束。而且,毛泽东愿意直接打交道的对象竟是一位“其全部生涯都是以不懈地反对革命运动著称”的反共斗士,美国共和党籍总统尼克松。早在20世纪50年代,尼克松就曾积极支持麦卡锡指控那些“不忠的”外交官们“丢失了中国”。在两次“台湾海峡危机”中,又是他声称不能向共产党放弃一寸土地,表现最为强硬。可是毛泽东却在多个场合表示喜欢和美国右派(共和党)打交道。可见,毛泽东没有拘泥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刻板认知,他以突破性思维、打破陈规的政治智慧,在不同时期对美国对华政策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在对抗时期,坚决斗争,打破了美国对华“遏制孤立”的封锁圈;在隔绝时期,利用中美大使级会谈渠道,与美国“谈而不速、谈而不破”;在接近时期,利用乒乓外交,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打破陈规的勇气源于其自我反思能力及实事求是精神。1956年他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中国是一个具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他又指出:“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再次会见斯诺时说:“我们也要做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

  毛泽东打破陈规的勇气还来自于其见微知著的判断力及“小题大做”的战略谋划能力。他回顾自己出人意料地作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重大决断时指出,首先,他看到“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种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其次,他相信人民,他“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势不可挡”;三是,我们不怕露拙,“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像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恶煞,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啊!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轻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最后,他有自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还是有吸引力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获悉这一消息后惊叹道:“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求得实现”,于是他立即批准接受邀请。有评论称,伟人之伟大,在于他能够将一个细微的事件赋予划时代的意义,毛泽东以偶然事件实现了中国外交的战略性转折。

  毛泽东打破陈规的勇气还来自于其观大势、谋大局,善于牵“牛鼻子”的能力。毛泽东曾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⑩。陈毅后来也感慨地说,“只有主席才会下这个决心,只有主席才敢于打美国这张战略牌”。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周恩来以“乒乓外交”开拓契机,主动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实现了两国领导人“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及对美外交的战略性突破,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老一辈领导人的雄才大略,堪称一个大手笔、一个改变了历史的外交杰作。

  如今,中美关系遭遇两国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互利合作遇到极大阻力,何去何从备受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关注。中美欲重回正轨,仍需“乒乓外交”“小球”里的大智慧。“乒乓外交”深刻说明,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可促国之信。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民之间的友好。中美两国有充足的理由继续大力拓展两国人民间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的交流与合作,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勇气,把中美关系建立在民间、民心及民意基础上,这是促使中美关系重回长期、健康、稳定发展轨道的基本动力所在。与此同时,50年前的“乒乓外交”完美诠释了中美两国领导人相向而行的外交智慧、审时度势的决策勇气,我们应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从两国人民福祉出发,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坚持有效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新回到可预期、建设性的轨道,以造福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FGJA002)、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HQZZ20)“竞合主义与安全研究的转型”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美]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等译:《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989页。

  ②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国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293页。

  ③[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114—115页。

  ④资中筠:《缓慢的解冻——中美关系打开之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

  ⑤方钜成、姜桂侬编译:《西方人看周恩来》,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第46页。

  ⑥[美]理查德·尼克松著、施燕华译:《领袖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207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2页。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533页。

  ⑨⑩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年,第312、255页。

  《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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